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比作经济学领域的奥斯卡，实际上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至少在我看来，经济学的“奥斯卡”更有悬念。

奇妙的是，在悬念揭晓的刹那，我们往往会经历从出其不意到心悦诚服的短暂心路骤变。2007年10月15日19点，在刷新出新闻之后，我毫不例外地再次接受了一次来自诺贝尔奖的悬念电击。

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奇（LeonidHurwicz）、普林斯顿大学的马斯金（EricS.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RogerB.Myerson），共同站在了2007年经济学的华山之巅。初看到还没有来得及贴上三人照片的官网新闻，想必很多人多少都有些吃惊，毕竟之前连博彩公司都将砝码押在了克鲁格曼、巴罗、法玛、梯若尔这些年年被看好，年年却又榜上无名的热门人选身上。

不过也许大家很快突然就意识到，没有比这三个人更合适的诺奖得主了，“对奠定机制设计理论基础的开创性贡献”，足以让他们有充足理由分享硝化甘油炸药发明者留下的百万奖金【编者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瑞典中央银行提供】，这甚至可以说是“迟到的褒奖”，因为好几个受益于他们基础性工作的经济学家早就在他们之前就受到了瑞典人的青睐，比如1996年的米尔利斯(mirrless)和维克雷（Vickrey）。

说到机制设计理论，总是免不了要谈起上世纪20~30年代发生于米赛斯、哈耶克和兰格、雷纳之间那场耐人寻味且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这场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性争论，并没有涉及意识形态，而是从技术上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上的“可能性问题”。

在前两位经济学家看来，中央计划完美调度社会资源受制于信息收集的困难和决策制定的滞后；而后两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企业自主的边际定价原则完全能够解决信息成本问题，社会主义有机融入市场经济机制将让“乌托邦”还原为现实。针对这种边际定价原则，前两位经济学家再度剑指要害：企业并不一定会“自发”控制其生产水平，使得边际成本等于中央定价。

当然，这场论战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赢家，实际上，比输赢更重要的是，这场论战不仅对几十年后东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设计提供了思想宝藏，更是激发了经济学对于经济制度本身的规范性思考。在那场唇枪舌剑之余，习惯用专业“语言”说话的经济学家们骤然发现，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来评价经济制度本身的优劣，进而去阐明如何设计能用更低成本和更大激励去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好”制度。

聪明的犹太人赫维奇最先发现了这其中的学术契机，这个没有什么显赫学位的天才凭借着惊人的才华，完成了机制设计理论严格框架的“开创设计”，而同样聪明的马斯金和迈尔森也分别在机制设计理论的“完善设计”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现在，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出机制设计理论的经济学注脚了：“经济机制理论主要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来达到既定目标，并且能够比较和判断一个机制的优劣性。”其实，前面提到的论战已经充分体现了机制设计的两个核心要素，也就是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信息不对称是广泛存在的，用最少的信息、最低的信息成本就能实现既定目标是机制设计的较高境界，而人性总是自私的，如果再能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那就更是善莫大焉。

实际上，无论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我们似乎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的经济学智慧。在宏观层次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是事关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问题，而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来弥补市场经济失灵的“外部性”，更是各种社会制度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在中观层次，选择什么样的机制转变路径来达到行业最优发展是摆在医改、电改、金融改革等棘手问题前的重要思量。而在微观层次，用什么样的企业机制设计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企业个人和谐成长也是管理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一言难尽机制设计理论的现实应用，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机制设计理论中得到这样的简单理念：没有多坏的个体，只有不好的机制。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结果”的产生，并非全然归因于微观个体的贪婪自私、盲目无知或是道德败坏，很多时候，机制的信息效率低下和激励相容不足，才是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源。这就好比我选择就此搁笔，仅仅只是因为按时交稿的机制设计让我别无他选。